纪念|《收获》“明亮的星”专栏:圣者骆一禾(陈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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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 | 《收获》“明亮的星”专栏:圣者骆一禾(陈东东)

收获 收获 2020-05-31


诗人骆一禾,1961年2月6日-1989年5月31日



圣者骆一禾(选读)

文 | 陈东东

全文刊载于2017-1《收获》“明亮的星”专栏

1


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出道的那些诗人,大概都知道瓦莱里1927年某次演讲说过的一个段子——印象派画家德加也写诗,有一次他问马拉美:“我弄不懂,这首小诗,我怎么就写不成,其实我脑袋里装满了思想。”马拉美回答:“不过,德加,写诗靠的是词,而不是思想啊。”瓦莱里又特别指出,马拉美的“这句话包含了一个重要的教训”。

  1987年(算起来,刚好是瓦莱里那次演讲之后六十年),骆一禾写了一篇题为《美神》的长文,其中有几句话,像是专门针对那个“重要的教训”而发的:





当没有艺术思维中一系列思想活动作为压强和造型的动力时,固有的词符是没有魔力的,必须将它置入一定的上下文语境中(这置入的力量前已所述:生命自明),它本有的魔力才会像被祝颂的咒语一样彰显出来,成为光明的述说,才能显示其躯骸,吹息迸射而有其身。这一叙述的过程,实际上与我们所有的思索,所有超出自我、追蹑美神、人类思乡的精神活动,乃是一种同步的过程,而不是绝缘于这一切的,思想也不是诗之外的一种修养。在什么思想水准上写作实质上是决定写出什么样的诗作的,这就是诗的精神和艺术的关系。


区别于热衷发明的语言和将创造让给词语以提炼音乐的马拉美,骆一禾显然更看重思想活动和精神活动对于诗歌的决定性作用。他稍后在同一篇文章里又说:“语言创造的用心不在于去寻找一种新词的捏造或仅是寻找词汇的新组合,也不在于使用某种修辞格如:词语性活用、词位倒装、变形、通感等等。”他强调瓦莱里演讲的那个段子相反的一面,实在也包含着重要的教训。

西川(左一)与骆一禾(左二)、老木 欧阳江河、翟永明等合影于中国美术馆前

  骆一禾正属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出道的诗人,我在这里将他跟比他大一百多岁的法国诗人马拉美扯到一起,除了上引那些话的针对性,还因为瓦莱里在那次演讲里对马拉美的一些讲述,让我不由地联想到骆一禾。瓦莱里说马拉美“重新塑造了他作为社会的人,塑造了大家所见到的那个人,就好比他重新塑造了自己的思想和语言一样。他很奇特地给我们树立了重新创造自我的榜样,树立了自然人品经过深思熟虑重新熔铸的榜样。一个人,能够按计划构想并且完成自己的思想、行为、作品,总之,构想并完成自我存在的全部形式,就像马拉美那样,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妙的呢?”我觉得,这几句话也多少适用在骆一禾身上。当然,瓦莱里这么说,基于他对马拉美的熟悉程度,而我认为它们也许能部分移给骆一禾,却主要由于对他不够深入的阅读(我所听闻的骆一禾,也是我对他的一种阅读),以及跟他的一面之缘。


  1988年晚夏有那么几天我在北京,听说参加诗刊社第八届青春诗会的诗人正集中在鲁迅文学院。因为参加过前一届青春诗会,西川就跟我说:我们去一下,把他们都见了吧。尽管那些诗人我一个都不认识,但我知道其中有骆一禾,也就很想过去见。这之前我刚读到他那篇介于创作谈和诗论之间,阐发其“情感本体论(亦称性灵本体论)的生命哲学”之诗观的《美神》,对他的文章和见识都很佩服;我也听西川和老木多次提到他,感觉他在他们中间处一种“可为人之仪则”的位置。八十年代的许多诗人很愿意想象诗歌江湖,骆一禾再加海子、西川和老木这四个从北京大学毕业的诗人,曾被唤作“北大四才子”;老木以编辑诗选、参与活动而为人知,另三位则以诗见重,又被称为“北大三剑客”。骆一禾还是《十月》杂志的诗歌编辑,主持的“十月的诗”栏目,在我看来,在当时的官方刊物里最具诗学眼光和构筑的雄心,刊发了西川、海子、昌耀等人规模不小的长诗和组诗。西川说他把我1987年写的一首一千行的长诗《夏之书》推荐给了骆一禾,我很想听听骆一禾会讲点儿什么……


  我跟西川、老木一起去鲁迅文学院,直奔骆一禾的房间。门敞开着,但见他在窗外传入的鸟叫声中独坐——一年后的一篇悼文里我演绎说“他在倾听——鸟啼。虫鸣。黑夜落幕的声响”。实际上那时离天黑还有好一阵子。跟我对他的想象不太一样,他长得南方人模样(当时不知他祖籍浙江临安),微笑的面容甚至还有点儿女相,见我们进来他即招呼一起坐,样子沉静,嗓音沉稳,说话沉着,很快就让我觉得骆一禾就正是这个样子的。聊了没几句他对我说:“你《夏之书》里那个‘趺坐’很了得……”又说这首诗还在排队。我心想这好像有点儿敷衍,而他已经在谈论海子,就没有接口再说什么。后来我从他夫人张玞的来信里得知,骆一禾专门抄写过《夏之书》,才知他的确是很认真的人。他的言谈语调却多各式幽默,譬如西川曾跟我讲起,有一回有个想在《十月》杂志发诗的人打电话讨好骆一禾,说他家环境一定特优美,门前一定有个花园什么的,骆一禾回说:我家门前就一臭水沟……而那天西川提到之前成都诗人万夏到北京,回去后写信说自己跟北大“三剑客”的会面是“三英战吕布”。骆一禾听了就笑道:“那我武艺差点儿,就算刘备吧。”


  骆一禾给人谦和大气的印象,据说他更有博闻多识,谈诗论道言语滔滔的一面。我想到他的写作气象宏大,高屋建瓴,“武艺”实在一点都不差——不过他自比刘备也很有些道理,显然他是个主脑,有着要去成就大业的英雄气概,弘毅宽厚,知人待士……我没有顺着诗歌江湖的想象套路一路想下去。


骆一禾诗集


2


1981年10月,骆一禾开始他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的第三个年头,写了一首《桨,有一个圣者》:


有一个神圣的人
用一只桨
拨动了海洋
蒙昧的美景
就充满了灵光
天明的退潮遗下了彩霞
夜里闪光的菌类、贝壳、石英
宛如醒来时旋流的思想
成串的追忆
和细碎而坚硬的希望
那位灯塔一样
神圣的人
鼓起我张满的帆
引导我认识且启示海洋
像他手中的船桨


这个圣者首先是行动者,他用桨拨动海洋以使“蒙昧的美景”“充满了灵光”——身处海上的“我”也被“充满了灵光”——行动的圣者之于我就有如灯塔,令“我”鼓起张满的帆;“我”不仅受他引导去认识、而且还要去启示海洋,“像他手中的船桨”去拨动,使得“蒙昧的美景”“充满了灵光”……可以设想,作为行动者,那拨桨的圣者也自会有将他引导的灯塔/圣者吧;接受引导成为桨一样拨动(启示)海洋的行动者的“我”,也自会被“充满了灵光”的海上新行动者目作灯塔/圣者吧……那么,骆一禾在诗中展现的就不仅是一个场景,而是连续不断的进程,颇似下一个波浪接续上一个波浪的循环涌动,让人想起阴阳相生,日夜往复,生命周行,世界轮回。

  要是去考察骆一禾是在怎样的时间意识里展现这进程的,也许,就更能从这首短诗窥见他宏阔的诗歌观念、构想和企图。骆一禾区分过三种时间:物理时间(以分秒、时日、年月为度量)、历史时间(以朝代、时代交替为度量)和命运时间(以文化、文明兴灭为度量);诗中设置于进程的这个天明场景,在这三种不同的时间里,显示的意义强度和深度会很不一样。而几乎从写作的一开始,骆一禾就以文明为背景对诗歌进行周密的思量,他所选择的路向,跟八十年代同在写作的那些诗人大相径庭——将自己的事业和使命跟以诗歌去处理循环涌动在时间里的文明主题关联在一起。在他看来,诗歌与文明互为因果,文明之生即诗歌之生,反之亦然。


  1985年6月(那时他已任《十月》杂志的编辑),骆一禾在一篇文章里说:“斯宾格勒认为人类文明一如人生,也有它的春夏秋冬,有它的诞生、成长、解体与衰亡……”——要是找来骆一禾所写的文章,你会发现他差不多在每一篇里都提到了斯宾格勒这个名字,想来他确是很受德国这位历史哲学家的影响——依照斯宾格勒的观点,骆一禾认为我们正身处某个旧文明的末端那种“挽歌、诸神的黄昏,死亡的时间里”,但这也让我们身处一种新文明起始的“新诗、朝霞和生机的时间”。很难说1981年的骆一禾已有了这样的看法,不过,看起来,《桨,有一个圣者》所描绘的进程中的天明场景,不正该是“新诗、朝霞和生机的时间”发生之一刻吗?其动机——那只桨拨动海洋的动机,则是忧患于朽败的旧文明——骆一禾称之为“大黄昏”或“文明之秋”。


  “这种文明之秋,”他说,“也许正在远东华夏文明中进行。诗人正企图通过史诗去涵括本民族的精神及历史,殊不知大树已朽,乡土中国带着自身的沉疴,从基本构造上,已很难对世界环境作出有力的回应。……鲁迅说:这是一个大时代,其所以大,乃是不惟可以由此得生,亦可以由此得死,可以生可以死,这才是大时代。他所说的乃是五四时期,中国文明在寻找新的合金,意图焕发新的精神活火。而这一努力,迄今尚未完成,中国的有志者,仍于八十年代的今日,寻找自己的根,寻找新思想以冲刷陈腐的朽根,显露大树的精髓,构成新生。”1981年骆一禾二十岁,他写的这首十五行短诗,已经透露出这样的气息,这样的消息,这样的滋息。


  如此反观“圣”的主题就更有意味。在这首诗里,“圣”包涵启示和灵光,这便是灯塔的比喻;而那个桨的比喻,将行动置入了“圣”的概念。圣者合启示、灵光、行动为一体,并且行动是第一义的(诗题中“桨”被列在“圣者”之前):由于桨拨动海洋这样的行动,才有所启示,才充满灵光,才成为灯塔,才又引导行动……而这既是骆一禾的生命塑造,也是他对诗的要求。当骆一禾去做一个诗人,就努力于人跟诗的合一,生命跟诗的合一,他“感慨”一位朋友“视诗为生命的象征”,自己则认定“诗作为精神现象乃是生命的世界观”,使我们“获得生命的自明性”。圣者之“圣”展现为连续不断的进程,这个以行动为第一义的进程,同样展现生命和诗。当它又还是命运时间这广大视野里的展现,这首小诗就该被读作微型史诗,或一首巨型史诗起于青苹之末的开头。


3


在《美神》里,骆一禾提到他“印象原生的第一个地区,那是靠近大别山脉的淮河平原上一个金色的三角地带,由罗山、息县和西华组成的丰饶的土地:那里终年可以吃到大米,然而仍是落后的,因为那里不出别的粮食,发过大水,人们成片地溺毙,采石为生,排外情绪强烈但一口饭也要分半口给流浪者和乞丐,那里的人们把北京去的学生都看作是毛主席身边来的人,一种叫作冰瓜的香瓜只需轻轻一击就甜得粉脆,粉脆地甜……”他大概是在读小学的时候(1969年)随下放五七干校的父母来到那个地区的,几年后才随父母从河南农村返回了北京。

骆一禾与父母

  1961年2月骆一禾出生的时候,他父亲骆耕漠已经不再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因“肃反”运动中的“特嫌”问题,1958年骆耕漠离开权力中心,被中组部安置到中科院经济研究所任专职研究员,主持政经组。1962年冬,骆耕漠将在劳改营过了几年非人生活的顾准邀请到政经组做研究员,“文革”中又一起下放河南干校,回京后仍照应顾准。虽学术观点并不一致,但他们是肝胆相照的朋友,顾准临终前讲到他非常感激的三个人,其中一个即骆耕漠。骆耕漠还曾接收在庐山会议上支持彭德怀而被毛泽东定为“反党集团副帅”的中共前总书记张闻天到政经组上班,成为学部轰动一时的新闻。


  取名“一禾”,有“一禾发千枝”的期待。他是他父亲最小的孩子,父子俩感情深厚,常常切磋;据说,当有人来家里向骆耕漠这位经济学家、学部委员请教的时候,骆一禾会去旁听,偶尔还会一起交流。有一次西川谈起骆一禾,说他父亲是“中国财会制度的奠基人……骆耕漠和顾准的思想据说是影响了薛暮桥,薛暮桥影响了邓小平,所以后来有了我们今天改革开放这个局面……”这或许稍嫌夸张,但确如西川所讲,骆一禾出身的那个家庭比较特殊。西川甚至认为骆一禾诗歌的“宏大叙事”也与此有关,“他看问题从来都是从大处着眼,因为他们家看到的问题都特别大,所以宏大叙事就宏大叙事吧。”


  骆一禾所写的往往正是他所谓的“背景诗歌”。不过1987年9月,他写了一首《首遇唐诗——纪念我的启蒙老师和一位老女人》,真切具体地讲述他早年的乡村生活情形,他的启蒙和受到的最初的诗歌教育(篇幅略长,不分行节录):





……

  在那个年代/我是怎样得到唐诗的呢/是在淮河两岸枯水的乡村里/一个私塾先生的宝书中/他开始说诗/他竟至不能讲完而抚摩着/我的脑袋/娃呵他说/在淮河边上他们都这么叫孩子和小牲口

  ……

  先生死的时候/从他的口袋里,一只很大的口袋里/掏出了一只本子/也就是一只纸碎酥黄的燕子/命我抄写他收集的/一百零一种词牌/而先生就在土炕上度着自己的几口气/低矮的椽子上生着白菌/娃儿们在蓝天上拥着纸窗/……先生没有走出过乡村多远/……先生也教书也种地收成不好/先生不配教书/先生讲诗一生读过的书没有几本/先生才能不大陈旧而干净/……先生没有资格教书,种地刚刚活得起/把我带大的老女人说:先生好可怜/先生对她笑笑/那是一个读书人与一个文盲和平的笑/她每天送给先生一碗红烧土豆/先生送碗回来/说她识字识得好


  ……先生只让我抄写唐诗/我抄唐诗/先生从不许我带走/先生最后口述词牌不久就病倒了/先生让我手摸唐诗/如摸先生的棺椁


        先生一世只收集了五种唐诗/先生看我如看幸福/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上先生身体健康/摸我的脑袋口称娃儿/“好娃儿讲完书了……总有一天讲完/那会儿就教不着你了……/天下很大大如诗/放手去闯莫结秀才/结识几个有本事的英雄”


  先生临死的时候/吩咐唐诗一同下葬/房子扒掉墙土下田肥肥庄稼/先生此说:我已不能再念/只能让你自抄/诵是活的抄是死的/惟愿不要因此害了你娃儿/野渡无人舟自横


  乡村大道的两侧/栖息着黄土坟墓队队上擎一只粗碗/麦田投往天边/前方是焚烧石灰的土窑/学诗的尽头是火红的窑火/而/直去东方的坡道下面/滚动着雨天之后的急流




所写显然更多回忆录而少诗的虚构。它说出了他的另一个出身,平行重合于西川所说的骆一禾跟普通人不一样的那个特殊家庭的出身。那种穷乡学诗的经历一定对骆一禾更加重要,它使得出现在他笔下的诸如土地、荒山、平原、树林、青草、野蜂、布谷鸟、果实、石头、地平线、村庄、农人、河的旷观、汗水淋淋的马匹、仓库、夕阳……乃至“应该承认/我们的城市是美丽的”——这些八十年代的诗人们最爱用诗歌擦亮的言辞,都有其过往和内心生活的来源。尽管在河南农村只短短几年,但“学诗的尽头是火红的窑火”,这让骆一禾在其“印象原生的第一个地区”的出身也变得不一般了。

  要是去为他1981年写下的那首短诗里的灯塔/圣者代入一些名字,无名 “而抚摩着/我的脑袋”说“好娃儿……那会儿就教不着你了……放手去闯……”的乡村教书先生,就也该并列于对但丁说“孩子,我已经让你看到了时间和空间的火焰,其余的我什么都看不见了”的维吉尔,以及,串在金链上的那些相应的名字吧。


4


在骆一禾的另一次回忆里,他开始读唐诗则是在1976年初三的时候。“那时候,”他在一封信里说,“基本都是靠手抄,至今留有一本两百页的手抄本,到了今天,还可以看出我对自己评价的一个依据:我的诗一开始就和朦胧诗有不同的起点。李白对我的影响很大。”骆一禾还提起,有一天“海子来玩,我们重叙往日。海子说他以前的诗作大都没有留下,我于是拿出过去抄的七本诗和六本写的诗,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况,我们有同感的是,当时读得比较多的浪漫主义诗歌,至今还是我们的营养,对他影响比较深的是雪莱,而对我影响深的是莱蒙托夫,拜伦和济慈。所以在北大,后来也有人评论我说是一个跨阶段的人物,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指的是我1983年以前的诗。而重读我的旧作,在1979年之后,这里面,浪漫主义的短命天才们,当然是我的启蒙老师”。对于“朦胧诗”,他则“是以浪漫主义诗人,唐诗和性灵为底色去接触它的,开始就有意去判别它……”。骆一禾作此回顾,是在1987年之后,那时候他早已发出对“朦胧诗”一代诗人“彼辈可取而代之”的“豪言壮语”。他又说:“朦胧诗和五十年代的诗歌一样,是我们所要对待的传统之一。”

  不过,无论是在承继或反背他之前的传统方面,骆一禾都没有像跟他同时出道的许多诗人那样,赶往惟恐更新换代得不够先锋的那条路径。他的所谓“跨阶段”也许曾短暂地跨进过先锋的行列,但终于迈向一种史诗性的写作。


  尽管他觉得到1983年他二十二岁的时候,已经完成了对自己写作风格和道路的确认,然而他并未立即全力以赴。他写诗十年,《骆一禾诗全编》的诗歌部分八百多页,从1979至1985前六年的诗歌篇幅却只有一百三十页不到。他把1984、1985两年称为自己的“沉思期”。在他看来这是个“渡河时期,要么淹没,要么有另外的命运,要么有一个总的成型,有新的质地”。那正是“第三代”旗帜被祭起、比“朦胧诗”一代更年轻的诗人们喊出“pass北岛”的口号,四下串联,各种地下诗刊层出不穷,各种派别、诗群雨后春笋般冒头、诗歌主张标新立异、写作实验和写作革命仿佛每天都在翻着花样的年月——1986年《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上的“现代诗群体大展”,呈现的正是这种虚张缭乱的繁荣局面。骆一禾则对很多北京的诗人朋友说:“还要再拉开距离,完成自己的大构思。”在书信里,他写道:“我感到必须在整个诗歌布局的高度上,坚持做一个独立诗人……”


  1986年,他有一首标题下注出“写给自己”的诗,《闪电(一)》:


大地昏沉
注视着城市在脚下飞去
我斜跨着播种者的步子
当然
我杰出的思想旋转着
向四周抛撒出
热情雨水和冰凉的葡萄
是不可能看不出的
——一团酷似我的黑暗
无声无息
只有在它即将进入我的时候
它突然明亮
在我的漩涡中消失了
  
在我的心地里
躺着一排修长的银钥匙
感觉到此刻透穿我的那种超绝和完美
并知道我身边那些人
那满头的黑发和感情
都不是过眼云烟
我无法替代
  
于是
一场大雨在我的背后轰然坠下
巨鸟冲天而起
红太阳在我的心口滚烫翻腾


这是自我塑造和自我期许之诗。诗的第一段仿佛五年前那首《桨,有一个圣者》的变奏接续,“我斜跨着播种者的步子”“我杰出的思想旋转着”(与那句“宛如醒来时旋流的思想”何其相像),同于“用一只桨/拨动了海洋”,但那个行动的圣者已经是“我”;“向四周抛撒出/热情”,令“一团酷似我的黑暗……突然明亮/在我的漩涡中消失了”,也几乎可以跟“蒙昧的美景/就充满了灵光”互换——“酷似我的黑暗”及“我的漩涡”,则让人意识到“我”是因被启示和引导而在黑暗和漩涡里成为行动者、圣者和灯塔的。第二节的前三行,贡献的就正是一个开启的形象——进入“我的心地里”的“一排修长的银钥匙”“感觉到此刻透穿我的那种超绝和完美”。这个形象,加强了这首诗对《桨,有一个圣者》的变奏接续,像是从灯塔/圣者的角度讲述了如何“鼓起我张满的帆”——而这又可以转换成已经是“我”的那个行动的圣者去启示的角度。

  之后四行,“并知道我身边那些人/那满头的黑发和感情/都不是过眼云烟/我无法替代”值得多留意。这当然涉及“我”与“我们”、生命中的青春、友谊和爱情等等方面,但它更涉及骆一禾“博大生命”的观念——尤其“我无法替代”既可读作“我无法替代”“那些人”,亦可读作“我”是“无法替代”的——第二年他在《美神》里提示:“生命是一个大于‘我’的存在……整体生命中的个人是无可替换的……在一个生命实体中,可以看见的是这种全体意识……”我想,这四行诗也当作如是观:“我”跟“我身边的那些人”乃至所有个体的人都“无法替代”,并且复合集成为“整体生命”或曰“博大生命”,它“作为一个历程大于它的设想及占有者”。而历程、进程,几乎就是骆一禾诗歌的形态(《桨,有一个圣者》是,这首《闪电(一)》也是,他两年后那首沉郁和高亢激越混响的《修远》更是),他对于“生命”的这种设定和指认,也构成了他的诗学基础:“语言中的生命的自明性的获得,也就是语言的创造。”因而,诗,“是生命在说话”。要之,自明于诗中的生命、说话的生命已经不是个体。对此,诗人西渡有非常好的阐明:“也就是说,个体的生命既和无数生命个体相联系而处于一个相互联结的整体中,又在时间方面连接着人类过往一切进化演变的历程,同时作为现时的一个节点而联结着未来。”“我无法替代”“博大生命”,但“我”是“博大生命”进程中的重要一环,亦“无法替代”……


5


写给自己的《闪电(一)》,也相承了五年前《桨,有一个圣者》那“圣”的主题,并更鲜明地将之置放于“大地昏沉”“大雨坠下”的大时代背景里,更坚决地引向豪迈的行动。可以说,“圣”是骆一禾一生的关键词,“圣”不仅贯穿他的诗歌,也贯穿他的为人。

  我跟他的交往太少,短暂见面来不及交流,通信则是在海子卧轨后才有那么一两个来回,而且注意力全在海子,但这已经能让我明显感受到他高尚人格的光照。跟他有过接触的人大概都会感受到这种光照,就像张玞所说:“当年一禾就是以他的人格魅力,给很多朋友造成了深刻的印象,有很大的影响和帮助。我自己也(从他那里)汲取了一种力量……”


  他的形象,或许是在北大五四文学社任理论组组长时的样子,每天在学校里行色匆匆,手握一卷稿纸,从一个文学青年那儿到另一个文学青年那儿,策划组织着什么活动;或许是诗友撰文回忆他去朋友家串门时的样子,“轻轻地推门,轻轻地坐下,轻轻地说话,做着一些简单的手势”;要么是登门去他家时看到的样子,“总是在那张桌子前,无一例外地在写”。他带给人表里如一的纯粹和纯净,确确实实与众不同的人格、诗品和学养。而在诸如此类的形象内部,有一个骆一禾首先对自己说话的声音,那就是长诗《世界的血》里的一行:


居天下之正行天下之志处天下之危

西川说骆一禾“文雅、渊博、深刻、正直、爱朋友,对于世界文明负有使命感”。又说骆一禾“具备真正宜于思想的头脑,并且在他平和的面貌和随便的衣着之下,有着他对于诗歌艺术的严谨态度,对于苦难人生的关注,以及对于宇宙大真理和万物之美的迫切向往”。因而他称“一禾是我的良师,八年来我受益于他,以至在他病逝之后我竟觉得恐怕在我将来的岁月里,再也不会遇到一个像他这样近乎完美的人……”对于海子,骆一禾也起着指引、启发、示范和批评的作用,被海子视为兄长和老师。对于朋友、推而广之对于他人,骆一禾有一个很好的说法:“即使在我停顿的时候,我仍然感到我在继续,这就是朋友对我最重要的意义。这得以使我不是只有一个灵魂。”这说法贯通于(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博大生命”的观念。而坚信诗是生命在说话的诗人,也一定令其人品和人格贯通他的生命和诗歌。

  所以,如西川所述,骆一禾“从他开始文学思考以来一直坚持这种观点”——“在我们这个时代,要成就高迈的诗歌、宽广的诗歌,必要求诗人以其人格的力量为后盾;……所有属于开辟文学未来的人们,必要求其文学观与世界观的统一:这是由于,就纯文学领域而言,我们目下的种种努力无异于空谷足音,六十年来我们可资汲取的新文学财富不多——比较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前者不是太过丰盛,而是较为苍白。”能够接收的遗产之少,让写作者只能更多地从内在自我汲取力量。


  如他很早就认识的一位朋友所说,骆一禾像圣者一样的诗品人格是他的一种天性,但他也总是在重新构想和塑造自我,深思熟虑重新熔铸诗品和人格。他自觉的“沉思期”和几乎一意孤行的写作,都是这种塑造和熔铸。


  写这首《闪电(一)》的时候,骆一禾也在筹划他任诗歌编辑的《十月》杂志开设“十月的诗”栏目,1987年初,这个栏目正式推出。在为之而写的引言里,骆一禾以“我们”的名义说:“某种感撼人心的东西骤然变为能听见似的,从而体验今人的生命。这诗歌不是心智一角的独自发声,而是整个精神生活的通明与诗化,它熔铸剥凿着现代意识,直到那火红而不见天日的固体呈现于眼前,新鲜而痛楚。”这副题为“一份短提纲”,并特别标明“中国当代诗坛最简明的、也最富于雄心的纲领”(或许是对“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上铺天盖地的那么多宣言的一个回应),依据的正是骆一禾的“情感本体论的生命哲学”之诗观,表达了骆一禾欲成就一种非个人的“大诗”之雄心。其最后那句话,可以跟《闪电(一)》结束那句“红太阳在我的心口滚烫翻腾”对照着读。


  写给自己的短诗和以“我们”的名义为中国当代诗歌说话的提纲,一定跟骆一禾“沉思期”里“在整个诗歌布局的高度上,坚持做一个独立诗人”的思索有关。而“沉思对于一禾是至关重要的。他在沉思中听到了血涌,并起立歌唱。”“巨鸟冲天而起”,应是骆一禾“沉思期”过后的写照。


6(略)7(略)8(略)9(略)


骆一禾与张玞在北大校园


10


1989年3月26日,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骆一禾说“海子的死讯像一捆镰刀射上了我的肝胆……”,可见这突然的打击有怎样的摧毁力!他立即与海子的家人、中国政法大学(海子工作单位)的人一起赶赴山海关。从山海关回来,骆一禾未回家而先去了西川那儿,西川看到他“一脸疲倦,头发上、黑色的风衣上落满尘土”。

  对于骆一禾跟海子的关系,他们之间的感情,张玞有一次说,“我也找不到合适的词来说,”但她用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一禾在海子去世的时候在日记里写道:上帝,你杀死了我自己的一个儿子。”张玞说她记得特别清楚,海子第一次由人带着去见骆一禾,拿出当时写的一首《山的儿子》,“是他特别早的一首诗。他的诗从此被人甄读了、被一个人评价了,这个人就是一禾。”以后骆一禾对海子颇多影响和激励,总是分析海子的诗,尤其在他受打击的时候。“张玞一直记得,在她和骆一禾位于皂君庙的家里,海子坐在床头生闷气,而骆一禾在旁边背诵着海子的诗,然后对后者说:‘你的诗,多好!’”骆一禾曾说起1988年11月他到昌平去看海子,发现海子“已经吃了四天方便面,到了11月,他还没有想起把夏天搭的地铺重新支起……我和妻子就留下住了四天,给他做些饭菜吃……”有时候,骆一禾称海子“是个傻弟弟”。


  海子的写作在许多方面得益于骆一禾。骆一禾总是为海子的诗歌争取发表的机会是一个例子;由骆一禾率先使用的“麦地”意象很快成了海子诗歌的标志性意象是又一个例子……更重要的,骆一禾的人格光照、精神氛围,他系统化的理论和框架性的构想,对他周边的人们往往起到引导的作用——西川说:“骆一禾广阔的关怀对海子我想其实是有影响的。海子就开始思考这种广阔,比如海子的《土地》里就开始有结构了。”要是想到海子写《土地篇》是在骆一禾两年“沉思期”之后的1986年,这种影响就能够更加清晰地感到——当骆一禾致力于格局庞大、结构严整的史诗性写作,海子也转向了后来被骆一禾总名为“《太阳》七部书”的突入史诗背景的写作……直觉到骆一禾对海子的某种决定性,在1989年6月匆忙落笔的一篇悼文里我写道:“我把一禾看成了一个倾听者,一只为诗歌而存在的耳朵,而海子则是嗓子……对于诗歌,歌唱和倾听同样重要,有时候,倾听对于诗歌实在更加根本。”①

①陈东东《丧失了歌唱和倾听——悼海子、骆一禾》(《上海文学》1989年第9期)。


在那篇文章里,就骆一禾跟海子的关系我继续写道:“在海子和骆一禾之间,事情就是这样——由于一禾特别恳切的倾听,要求、鼓励、磨炼和提升了海子的歌唱;由于一禾特别挑剔的倾听,海子的嗓音才变得越来越悦耳——‘黄金在天上舞蹈/命令我歌唱’倾听者正是歌者的黄金。”如果仅就骆一禾而言,他亦是一个“灵敏其耳”(骆一禾《修远》)的倾听者诗人,而不是“最少听见声音的人成了声音”(骆一禾《巴赫的十二圣咏》)那样的诗人。骆一禾对自己乃至整个当代诗歌有其深思熟虑和阅读期待,他的写作是这种深思熟虑和阅读期待的后果,他是个带着自己的耳朵、带着自己的倾听去写作的诗人。在他自己那里也一样——“倾听对于诗歌实在更加根本”。对于海子乃至对于整个当代诗歌,骆一禾的倾听之耳则是要将“歌唱卷入到自己内部某种更大的精神风暴之中。”(参见姜涛《在山巅上万物尽收眼底》,《新诗评论》2009年第2辑)骆一禾作为耳朵和倾听者,也突显在他同时还是优异的诗论者、诗评家和诗歌编辑方面。然而有研究者和诗评家认为我把骆一禾跟海子之间的关系比作耳朵和嗓子的关系是误解和偏见并造成读者和批评者对骆一禾诗歌的长期忽视和真正遮蔽(参见西渡《壮烈风景》第191页,中国社会出版社,2012;陈超《骆一禾:敲响的火在倒下来……》,《中华读书报》2008年6月11日),则让人哭笑不得——难道应该认为在骆一禾与海子的关系中海子反而是耳朵?难道说马勒是柴可夫斯基音乐的出色指挥是对马勒音乐或作曲才能的误解、偏见和真正遮蔽?——我那篇悼文里还有一句话:“一禾有同样优异的嗓子,”(接着一句是:“然而其倾听尤为可贵。”)为何就不是重视和打开骆一禾的线索?从山海关回到北京的骆一禾完全投入到对海子辨析性的、乃至创造性的倾听活动中,并且满怀着悲痛——“不是悲哀而是悲痛”——他特别指出。从他1989年4月21日写给我的一封来信可知:他忙于海子的后事直到4月10日;然后立即投入海子浩繁的遗稿,很快大致整理出长诗部分;期间又跟几家杂志报纸商定海子的纪念专页;找出版社争取出版海子的诗集;搞义捐活动;4月7日,他在北大组织海子的纪念朗诵;4月11日,他在中国政法大学演讲海子的写作“我考虑真正的史诗”……那是一种劳碌的节奏——从他留下的几篇有关海子的文章,也能看到他透支体力的紧张状态:4月12日凌晨,写成三千多字的《冲击极限——我心中的海子》;4月26日,写成近六千字的《我考虑真正的史诗(海子〈土地〉代序)》;5月13日,写成近三千字的《海子生涯》……他急于让人们去听见海子,像他那样去倾听——骆一禾贡献给人们的是一个他所听到的海子,他对海子诗歌整体性的把握、勾勒和塑形,细致清晰,表明那是长期注重和思量的结果。这其中也包含着他对自己诗歌写作的总结和设想,对自己的倾听。


  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那天,有人与骆一禾夫妇谈及死亡。张玞说:“参加我追悼会的人,不许哭,只许笑。”骆一禾在一旁沉默无言。

  5月14日凌晨,刚写完《海子生涯》没多久,他在天安门广场因脑出血而晕倒。骆一禾在天坛医院躺了十八天,一直就没有醒来。

  5月31日那天,张玞看见重症监护室里坐着三个好看的女护士在聊着家常,而骆一禾躺在病床上呼吸有些沉重。这场景让她觉得特别奇怪,“又特逗”。“最后陪一禾的就是那三个人,”张玞说,“实际上就是在等他最后一口气下来,记一下时间。”不久她接到了死亡通知单,为骆一禾擦拭身体的时候她发现,“他在这十八天里,长了点小胡子。”

  据说,在北大29楼与30楼之间“德先生赛先生”雕像旁的一次纪念海子的聚会上,骆一禾曾将圣琼·佩斯的一句话高声朗诵:“诗人,就是那些不能还原为人的人。”这跟《修远》里的那几行诗并不冲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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